原標題：【溯源甘肅】

　　散落在國內外的前涼文物

　　升平十三年金錯泥筩

　　升平十三年金錯泥筩（底部）

　　李柏文書信稿（大谷文書538A號）

　　李柏文書斷片（大谷文書8001號）

　　古粟特文Ⅱ號信札

　　郭富貴衣物疏

　　本報特約撰稿人 王麗霞

　　十六國時期，在今天的河西地區曾先后出現過五個以“涼”為國號的割據政權，它們分別是前涼、后涼、南涼、西涼和北涼，歷史上稱之為“五涼”。除西涼外，其余四涼曾以姑臧（今武威）為都城。因此武威又有“四涼京華、河西都會”之稱。五涼共存在129年，當時的中原地區戰亂頻繁，經濟凋敝，而以姑臧為中心的河西地區卻相對安定。因此在儒學、佛學、城市建設、石窟藝術等諸多方面均達到了空前的繁榮，創造出了“史不絕書”的五涼文化。一代國學大師陳寅恪就曾經提出五涼文化“上繼漢魏西晉之學風，下開魏齊隋唐之制度，承前啟后，繼絕扶衰，五百年間延綿一脈”，是中國古代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歷史文化之一。

　　五涼政權中存在時間最長、對五涼文化產生過重要影響的是漢族人張軌及其后代所建立的前涼。前涼始于西晉永寧元年（公元301年），以東晉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為界，前期為前涼的發展、繁榮時期；公元353年以后，由于內亂不止，逐漸走向沒落，前秦建元十二年（公元376年），前涼為苻堅所滅。

　　前涼在張駿（公元324—346年在位）統治時期國力達到鼎盛。當時由于“士馬強盛、刑輕國富”，西域諸國也紛紛臣服，其疆域一度領有今天甘肅、青海、寧夏以及新疆的大部分地區。為管理西域廣大地區，前涼依照西晉舊制，在樓蘭（今新疆若羌）設西域長史，在高昌（今吐魯番）設戊己校尉，以管理這些地區。至此，前涼的國力、經濟、文化走向繁盛，成為當時中國北方除石勒建立的后趙以外最大的割據政權。東晉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張駿之子張重華病逝，張重華年僅10歲的兒子張曜靈繼位。張重華庶兄張祚乘機殺死張曜靈，奪取王位。一年以后張祚被殺，不久，張祚弟張天錫又伺機奪位。前秦建元十二年（公元376年），苻堅大軍攻至姑臧，張天錫“素車白馬”投降了前秦，后被送至長安。至此，前涼滅亡，共傳9主，存在了76年。

　　自20世紀初開始，不斷有國外探險者在曾經的前涼統轄地——今天新疆的若羌、吐魯番等地發現前涼文物。新中國成立后，甘肅的武威旱灘坡、辛家河灘、金沙趙家磨；張掖高臺；酒泉丁家閘；敦煌佛爺廟灣、祁家灣；玉門金雞梁以及新疆若羌、吐魯番等地也陸續發現前涼時期的墓葬及文物，這為研究十六國時期西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許多新的研究資料。

　　隨著研究的深入，有幾件散落在國內外的前涼文物也引起了研究者的關注。

　　李柏文書

　　李柏文書由日本大谷探險隊成員橘瑞超于1909年在新疆樓蘭遺址發現，現藏于日本京都龍谷大學圖書館。這些文書寫于麻紙之上，保存完整的有2件，在龍谷大學圖書館編號分別為538A、538B。2件均長23厘米，寬分別為27厘米和39厘米。另有殘件39片，編號為8001-8039。文書上的筆跡雖帶有隸書的筆意，但已顯露出東晉流行的行書風貌。

　　李柏文書在發現之后就轟動了當時的國際考古界。原因在于這些文書是前涼時期唯一一位有史書可考的歷史人物李柏的書信遺跡，他也是目前為止樓蘭所發現的全部文書中僅有的一位在史籍中有過記載的人物。

　　那么，李柏是誰？其文書的發現為什么會如此重要呢？根據《晉書》《資治通鑒》等記載，李柏是前涼張駿時期派往樓蘭的西域長史。張駿統治時期，高昌（今吐魯番）戊己校尉趙貞起兵反叛。為此，張駿先后派西域長史李柏、沙洲刺史楊宣率兵平定趙貞叛亂。取得勝利后，于當地重新設置了高昌郡。而保存完整的2件李柏文書正是李柏寫給當時西域焉耆王龍熙的信函草稿，其內容正與前涼討伐戊己校尉趙貞，平定高昌有關。

　　目前，日本及國內學者對這些文書仍在不斷的研究中，例如編號為“大谷文書8001號”的李柏文書雖僅余9個斷行，經故宮博物院王素研究后指出，這件文書也為李柏所寫，是李柏寫給沙洲刺史楊宣的書信。

　　作為最早的中國紙本書信實物標本，李柏文書的發現顯得極為珍貴，被認為是二十世紀初新疆除樓蘭古城外的又一重大考古發現。被日本定為僅次于“國寶”的最高端文物。

　　古粟特文信札（Ⅱ號）

　　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長城烽燧遺址中發現了8封粟特文信札，現藏于英國圖書館。其中的Ⅱ號信札是最長的一封。這封信札以墨書寫于紙上，長41.5厘米，寬24厘米，里層用絲綢包裹，外包裝是麻織物，并有墨書字跡。

　　粟特，為西域古國之一。其疆域大致包括今塔吉克斯坦北部和烏茲別克斯坦南部，地處中亞阿姆河中游兩岸及澤拉夫尚河流域。在古代絲綢之路上，粟特人是最為活躍的商業民族。斯坦因在發現這些古粟特文信札后，一直認為其年代應該在東漢，即公元105年—137年間，直到1948年，英國學者亨寧才解讀了這封Ⅱ號信札，提出其年代可能在公元312年或公元313年，即西晉永嘉年間。

　　作為目前幸存的最早的粟特文信札之一，粟特文Ⅱ號信札由于內容豐富，也引發了國內眾多學者的廣泛關注與爭論，其爭議點主要集中在信札的書寫地點與時間上。

　　武漢大學陳國燦教授通過對大量漢文史料對照研究后指出，這封信札是西晉時期一個大型粟特商團首領納尼班達在姑臧（今武威）所寫的、寄往當時粟特國國都撒馬爾罕的信件，其寫信時間當在公元312年，這一論斷目前得到了學界的普遍認同。公元312年為西晉永嘉六年，此時正是前涼張軌統治河西時期。并且根據這封信札內多次提到的由姑臧向內地派遣商隊的情況，陳國燦分析，前涼時期的姑臧可能是粟特商隊的大本營，當時的姑臧城內應駐有粟特國的大型商團，這里是他們在中國經商的基地，在這里他們把來自中亞的大麻織品和毛氈銷往中國內地，又把來自內地的絲綢和香料送往西域。

　　粟特文Ⅱ號信札是研究前涼時期姑臧地區興盛的商業貿易的重要資料。

　　郭富貴衣物疏

　　郭富貴衣物疏的具體出土情況不詳，現由美國伊利諾伊州麥克林氏收藏。其內容目前僅見于河南大學張立東發表的《美國伊州麥克林氏所藏前涼郭富貴衣物疏》一文。

　　衣物疏木質，保存基本完好，長37.2厘米，寬6.5-6.9厘米，厚0.6-1.1厘米。衣物疏在墓中的主要作用是記載墓主隨葬衣飾和物品的名稱及數量。由于保存較好，此衣物疏上的字跡至今清晰可辨。衣物疏背面有“和平元年姑臧陰漢妻郭富貴”字樣，據此內容可知這件衣物疏為前涼姑臧（今武威）居民陰漢之妻郭富貴亡故后的隨葬衣物疏，且極有可能出土于姑臧（今武威）。

　　郭富貴，其生年不詳，卒于公元354年，亦即衣物疏中所記載的“和平二年”。而郭富貴衣物疏上最為珍貴之處就在于“和平”這一年號的出現。“和平”為前涼張祚改元后的年號。據《晉書·張軌傳》記載，東晉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前涼張重華病逝，年僅10歲的兒子張曜靈繼位，張重華庶兄張祚乘機殺死張曜靈，于晉穆帝永和十年（公元354年）稱帝，改元“和平”。

　　早期有關前涼張氏統治時期所使用的年號方面，國內學者在對發現于今新疆若羌、吐魯番等地的前涼資料研究后指出，前涼在張氏統治時期并未如現有多部歷史年表中記載的在前涼各王統治時期使用了建元改元后的年號，而是使用了兩晉時期的年號，如“建興”“升平”等。隨著考古的進一步展開，又陸續發現前涼時期還曾使用過“咸康”“咸安”等東晉年號。因此，國內學者對前涼張氏統治時期在年號使用方面認為，在前涼統治的七十多年間，其統轄范圍內所使用的均為兩晉年號。

　　而郭富貴衣物疏上“和平”年號的出現，說明在前涼時期，張祚改元的“和平”這一年號也曾在前涼境內使用過。這在前涼年號考古方面尚屬首次發現。

　　升平十三年金錯泥筩

　　1966年，由陜西省博物館在西安征集，現藏于陜西省歷史博物館。泥筩青銅質地，外形竹筒狀，筩蓋已失，通高11.7厘米。下有三馬蹄形短足，筩身飾有金錯紋飾。紋飾五層，口沿部分為一周花幔形垂幛紋，下為呈“S”形的連續卷云紋；中部一圈神獸紋飾，分別為龍、虎、豹等。神獸皆細腰長脊，昂首翹尾，作騰躍狀；最下層分飾一圈卷草紋與三角紋。整個器物制作精致、華美。筩身中部有三個圓耳，中間一耳略低于其他兩耳。泥筩底部有金錯銘文47字：

　　靈華紫閣服乘金錯泥筩

　　升平十三年十月涼中作部造

　　平章殿帥臣范晃督

　　臣綦毋務舍人臣史

　　融錯匠邢芶鑄匠王虜

　　據銘文上“升平十三年”字樣，此泥筩鑄造于升平十三年。“升平”，為東晉穆帝年號，升平十三年，亦即公元369年，為前涼末主張天錫執政時期。另據銘文中“靈華紫閣服乘”和幾處“臣”等字銘，推測此泥筩應是張天錫時鑄造的皇宮用器。

　　泥筩，為貯藏封泥之筩。封泥又稱泥封，是印章按于泥上作為實物和木制櫝函封緘的憑證。由于封泥使用時需“柔軟可塑”，這就需要嚴密的貯藏環境。而泥筩多有蓋則可使封泥保持一定的濕度，減少水分蒸發。并且，由于身份的不同，所用封泥顏色也有不同。《漢官儀》中記載：“所謂天子璽書，用武都紫泥封。”說明皇帝所用封泥為紫泥，以顯尊貴。據《晉書》記載，前涼自張駿后期開始所使用的服飾器具已經完全是仿照皇帝使用的規格、用器。這件泥筩既為前涼皇宮用器，很可能為貯紫泥之筩。

　　泥筩制作使用了金錯工藝。金錯，即所謂的錯金。這種工藝要經過鑄造、鏨槽、鑲嵌、磨錯等一系列程序，其工序繁復，其中的鏨槽、鑲嵌需要極高的技藝。歷經1600多年的歷史，這件泥筩上的金錯紋飾依然熠熠生輝，反映了前涼時期錯金工藝水平之高。并且在泥筩銘文中還記載有融錯匠的名字，這在國內青銅器銘文中極為少見，說明這種手工藝在當時可能已經是前涼官府手工業的一個生產部門。

　　這件金錯泥筩，是目前發現的唯一一件可以確定的、與前涼張氏王族有關的宮廷用器。征集于西安，可能是公元376年，前涼末主張天錫投降前秦后前往長安時帶去的。

　　以上4件散落在國內外的前涼文物涉及了前涼時期的軍事、貿易、年號使用情況以及手工業制作等多個方面，反映了前涼統治時期河西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