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平涼方言中蘊含的文化密碼

　　□秦玉龍

　　地方方言是一種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語言，也是一種識別鄉(xiāng)村故里的語言，如果用“普通話”這一標準來衡量，不同地方的不同語言，統(tǒng)稱為地方方言。平涼，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坐標，古往今來融匯了許多語言，逐漸演變成為今天的平涼方言。

　　所謂方言，就是同一語言中因地理區(qū)域不同，從而表現出不同的發(fā)音與日常用語。可以說，方言是漢語言在不同地域人群中發(fā)音的變體，根據性質，方言可分地域方言和社會方言，地域方言是語言因地域方面的差別而形成的變體。社會方言是同一地域的社會成員因為在職業(yè)、階層、年齡、性別、文化教養(yǎng)等方面的社會差異，從而形成不同的表述方式或發(fā)音變異。

　　其實，方言不僅僅是一種地域性語言，在其演變的過程中，還蘊含著千百年來當地歷史與文化的密碼。

　　從語言學范疇來劃分，平涼方言屬于中原官話秦隴片（西府小片）。所謂秦隴片，是中原官話的一個分支，主要分布在陜西、甘肅、寧夏、青海、四川等省區(qū)廣大區(qū)域。西府小片，俗稱西府方言或西府話，范圍包括陜西寶雞市的三區(qū)九縣及咸陽市西部，甘肅平涼市除莊浪、靜寧兩縣外，慶陽除寧縣、正寧縣外，都屬關中西府方言片區(qū)。

　　文化是個大概念，文化圈的輻射并不受地域或行政管轄范圍限制。正因為平涼與陜西同屬一個文化圈，所以平涼方言深受關中方言影響，加之秦漢以來，平涼一直是歷代王朝扼守西北的鎖鑰，經略西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長安之西北重要門戶和絲綢之路東段重鎮(zhèn)，人口稠密，士農工商無不發(fā)達，建府立州，安營駐軍，素為朝廷所倚重。特殊的人文結構和地理位置，使平涼成為絲綢古道上中西方文化、中原與西北少數民族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舞臺，熔鑄了平涼悠遠、深厚的歷史文化和地域方言風格。

　　還有，平涼話當中有好多詞匯聽起來有點不洋不土，不中不西的味道。如可利馬嚓、日瀆來亥、胡求馬嚓、二不拉嘰等等。有語言民俗學者認為，這不是漢語詞匯，而是平涼方言吸收了外來詞演化形成的。平涼自古作為邊塞要地，歷史上民族眾多，語言習慣各異，加之平涼又是古絲綢之路上的“旱碼頭”，從西域來的少數民族、阿拉伯客商常在這里落腳，有些人還留下來在此定居。特別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五胡”內遷，以及元、明、清時期各地駐軍屯扎平涼，戰(zhàn)時為兵，平時為民，各族人民世代相處，平涼方言逐漸吸收了一些外來民族的詞語，有些在共同使用中流傳了下來。如“褡褳”一詞來自蒙語；“麻食”來自波斯語“烏麻什”；“麻達”“頗煩”來自維語等。又如，平涼話中常見的形容詞“胡拉海”“可利馬嚓”“胡求馬嚓”“撲稀來亥”等都是古匈奴語音譯詞。千百年來，平涼方言還保留了一些從外族借用的詞，這些外來詞為數不多，卻很有方言特色，也很能說明方言在形成和發(fā)展過程中的歷史特點——民族的融合和社會生活的交流。

　　說到匈奴語，有必要給大家交代一下匈奴民族。古籍中講述的匈奴是在漢朝時稱雄中原以北的一個強大的游牧民族，前215年被逐出黃河河套地區(qū)，歷經東漢時分裂，南匈奴進入中原內附，北匈奴從漠北西遷，中間經歷了約300年。匈奴影響了當時的中國政局，《史記》《漢書》等留下了匈奴情況的一些記載。公元4世紀西晉末期，匈奴王赫連家族，在河套地區(qū)創(chuàng)立夏國，史稱胡夏，后被滅。之后，赫連家族又擊敗東晉軍隊，奪下了關中地區(qū)，以長安為都。425年赫連勃勃死后，其子赫連昌繼位。428年，北魏俘赫連昌，赫連昌的弟弟赫連定在平涼稱王，是華夏史上“最后一位匈奴皇帝”。431年，北魏俘赫連定，夏亡。雖然赫連定的夏國在平涼僅存活了3年，但它對平涼后世語言文化的影響依然保留著。

　　作為當代人，我們提倡學說普通話，這無可厚非。然而，平涼方言和平涼這塊古老的土地一樣，經歷了漫長的歷史，它像一條無形的紐帶將今天的我們與先人串聯在一起，已經融化在骨髓里、血液里，無法分割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