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歷史上最早的寺院大云寺及其歷史演變

　　涼州大云寺是武威歷史上最古老的一座佛教寺院，位于武威城東北隅，創(chuàng)建于東晉升平年間（357-361），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歷史。大云寺初名宏藏寺，隋朝時為感通寺，唐武則天時改名為大云寺，西夏時為護國寺，元末兵燹后，重新修復并恢復大云寺之名。寺內(nèi)還有一座巍峨壯觀的古鐘樓，雄居在10米多高的磚包臺基上，周有繞廊，建有階梯。鐘樓重檐歇山頂，五彩作斗拱，整個建筑挺拔俊秀，高聳入云，造型獨特，氣勢宏偉，既是武威的一大佛教圣地，也是“涼州八景”之一。大云寺自創(chuàng)建以來，進行過多次修繕，最終毀于1927年大地震，唯古鐘樓及大鐘安然無恙。武威保存著4通與大云寺有關的碑刻，綜合考察，將對大云寺的創(chuàng)建、擴建、修繕及易名等基本上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輪廓。

　　一、武威歷史上最早的寺院碑刻——涼州衛(wèi)大云寺古剎功德碑

　　此碑原為唐碑，以碑尾立碑時間“唐景云二年（711））……”為證。原碑已佚，現(xiàn)在我們看到的是明代重刻碑，重刻時加入了“涼州衛(wèi)”等明代痕跡。武威寺廟碑刻較多，目前收集到的約計120多通，唐代僅有3通，而主題為寺院內(nèi)容且比較完整的只有此碑。可以說，此碑是武威歷史上現(xiàn)存最早的一通寺院碑刻，簡述了大云寺的歷史淵源和基本規(guī)制，重點記載了唐景云年間的一次重大修繕活動及修繕后的宏大規(guī)模和富麗堂皇。

　　此碑一是時間早，二是信息量大，對今天研究大云寺的歷史演變、規(guī)制、規(guī)模以及大云寺與地方豪強的關系、大云寺與摩尼教的關系等方面提供了重要依據(jù)，在學術上的價值不言而喻。關于此碑詳情將在《武威歷史上最早的寺院碑刻——涼州衛(wèi)大云寺古剎功德碑》一文中專題闡述，敬請關注。

　　二、研究西夏文的活字典——涼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銘（西夏碑）

　　明天啟二年（1622）《增修大云寺碑記》云：“涼州大云寺，紀其巔末，有唐、宋二碑，仿佛可考。”唐碑就是指景云二年（711）的《涼州衛(wèi)大云寺古剎功德碑》；宋碑就是指西夏天祐民安五年（宋元祐九年，1094）的西夏碑。這說明唯此二碑，對大云寺意義重大。

　　大云寺，西夏時為護國寺?！稕鲋葜匦拮o國寺感通塔碑銘》，又稱西夏天佑民安碑，簡稱西夏碑，立于西夏天祐民安五年。碑原存大云寺（即西夏護國寺），清嘉慶九年（1804），著名學者張澍在武威大云寺發(fā)現(xiàn)，民國年間移至武威文廟保存。武威西夏博物館建成后又移至該館展出。這是全國現(xiàn)存唯一保存最為完整的西夏文與漢文對照文字最多的一通碑刻，它的發(fā)現(xiàn)，開啟了西夏學研究之門，同時對大云寺的演變提供了第一手資料。碑文記載的故事雖然離奇，卻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歷史資料。

　　首先，碑文記載“武威當四衢地，車轍馬跡，輻奏交會，日有千數(shù)”，反映了武威當時所處地理位置的重要。其次，碑文稱“昔阿育王奉舍利起塔遍世界中，今之宮乃塔之故基之一也。天錫遂舍宮置寺。”這段記載，與唐景云二年《涼州大云寺古剎功德碑》中的記載吻合，證明西夏時的護國寺和感通塔，即唐時的大云寺和七級木浮圖，也即前涼時張?zhí)戾a所建的宏藏寺和七級木浮圖。這對研究涼州大云寺的變遷和武威城的歷史，提供了重要資料。第三，碑文中有1092年冬涼州大地震的記載，補充了國內(nèi)編寫的地震史料的缺失。第四，碑文中“大恒歷院正”“中書正”“皇城司正”等官職名稱，對研究西夏職官具有參考價值。第五，記載了番漢僧在寺院的活動情況，說明漢族與黨項等少數(shù)民族關系密切，共同在這里從事生產(chǎn)生活和宗教活動。

　　三、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見證——增修大云寺碑記

　　《增修大云寺碑記》，立于明天啟二年（1622），碑文引自《涼州府志備考》。明版《增修大云寺碑記》部分文字已模糊難辨，為保護碑刻，1993年5月，武威市文管會、武威市博物館重鐫后立于大云寺。碑文簡述了大云寺有史可稽的幾次大修：

　　1.明洪武十六年（1383），由日本沙門志滿募化修復。

　　2.明萬歷二十年（1592），駐涼將領魯光祖完成大云寺塔遺留工程，使之與清應寺塔雙峰并立；涼州總兵達云一家為“酬答神功”而在大云寺內(nèi)建造了元帝廟（關帝廟）；僧官洪鎧在寺內(nèi)構建達公祠。

　　3.明萬歷末年，僧人信還倡議增建羅漢殿、伽藍殿、山門等建筑和東西廊房，并于廊壁間繪制佛畫。

　　以上工程完成后，大云寺規(guī)模宏大，崇宏壯觀，雖地處邊陲，但“獨勝于直省內(nèi)地”。這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僧人志滿募化修復大云寺一事。

　　元末明初，由于地震和戰(zhàn)亂，涼州佛教寺院大都遭到損毀。明萬歷十六年《敕賜清應禪寺碑記》記載：“涼州為西域襟衽之地，而番僧雜出乎其間，其城之東北隅，舊有北斗宮遺址，相傳于至正時，兵火殘燹。”《增修大云寺碑記》又云：大云寺“元末兵燹以后，重為鼎新，爰復古跡。”這些記載說明，元末戰(zhàn)火，大云寺遭到的損毀極為嚴重。

　　日本僧人志滿，日本凈土宗第十一代弟子。其師父在臨終前鄭重囑咐志滿，要想尋求佛教的真諦，必須不怕困難，不畏艱險，親自實踐，不斷探尋。志滿謹遵師傅教誨，立志尋求佛法真諦。他于明洪武年間（1368-1398）渡海來到中國，游歷各地，虔誠禮佛。當他在涼州朝拜大云寺并了解到該寺在佛教史上的地位時，為眼前寺院頹垣斷壁之慘景所震驚，當即立志重修此寺，以成正果。他走遍涼州城鄉(xiāng)，四處募化籌資，歷經(jīng)千辛萬苦。功夫不負有心人，終于募化銀兩數(shù)萬，修復了即將損毀的大云寺。志滿重新修建大云寺，究竟修了哪些建筑，修建情況如何，碑文未作介紹，但從碑文的前后記載可以看到，志滿對大云寺及大云寺塔進行了全面修復。從明洪武十六年（1383）到明萬歷二十年（1592），在這200多年當中，史料未見修復大云寺的任何記載，而“重為鼎新，爰復古跡”八個字，就是對志滿修復大云寺所作的高度概括。

　　修復后的大云寺，規(guī)模宏大，面貌一新，香火不斷，重新煥發(fā)了容姿。今天，雖然涼州大云寺原貌不復存在，但志滿募化主持修復大云寺的功德，早已載入史冊，被傳為中日友好的一段佳話。1982年6月，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訪問日本，參觀了奈良唐招提寺鑒真和尚供養(yǎng)像和新建成的“鑒真和尚陵”，受到了森本孝順長老的熱情接待。

　　期間，日本奈良唐招提寺僧人曾向中國客人問及志滿主持維修涼州大云寺情況，趙紫陽答應“回去后查核歷史，給貴國以答復。”后經(jīng)武威縣志辦工作人員認真查閱有關資料，終于在張澍的《涼州府志備考·藝文志》中找到了相關記載，并引用這段史料，由中國外交部及時向日本國給予了答復。這說明，志滿主持修復涼州大云寺的事跡在日本具有一定的影響。以此為契機，大云寺遺址保護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1986年，經(jīng)武威市文物部門普查，對大云寺的遺址范圍進行了詳細調(diào)查，劃定了保護范圍。1993年3月，甘肅省人民政府將古鐘樓建筑群及大云寺遺址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四、古鐘樓的鳳凰涅槃——重修大云寺鐘樓碑記（萬綠重新）

　　此碑立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今存武威大云寺。碑載：“涼鎮(zhèn)八景，大云曉鐘其一也。相傳創(chuàng)自前涼王張氏，史乘失載，實據(jù)莫考……但歷唐宋元明，幾經(jīng)年歲，或興或廢，難以枚舉，其間補臺建閣者代有偉人。”歷史上的大云寺幾經(jīng)興廢，“延至本朝雍正十二年，樓臺將圮，仰賴道憲菩、府宗鄭大力飭令武所鄉(xiāng)耆等興工補筑，晏安如故。”碑文中提到的道憲菩，即涼莊道菩薩保，滿洲正白旗蒙古人，雍正六年（1728）任涼州知府，十一年升任涼莊道；府宗鄭，即涼州知府鄭松齡，雍正四年任武威縣知縣，十一年升任涼州知府。二位官員在涼州任職期間，曾“興工補筑”大云寺鐘樓，使之“晏安如故”。

　　乾隆二十二年秋，因連綿陰雨使鐘樓北面傾頹大半，鐘樓岌岌可危。鐘樓一旦坍塌，后果不堪設想。但又因維修工程浩大，費用高昂而無法動工。在大云寺面臨傾覆的危急時刻，本郡國學生李煥彩憂恐焦慮，積極發(fā)起倡議并開展募捐活動。他與同邑善士楊三益等有識之士及大云寺住持思善共同籌劃，廣泛發(fā)動本邑紳衿士庶、駐軍官兵及各行各業(yè)“助施銀兩”“助施糧麥”“隨緣施助”，特別是時任武威縣令永某，“垂賜宏仁，慨然捐助養(yǎng)廉倉斗小麥三十石”。由于募捐活動開展得深入廣泛，“日積月累”，終使所有費用“綽有余步”。在經(jīng)費寬綽的情況下，李煥彩等又經(jīng)過商議，為長久計，使原計劃土筑的鐘樓臺基改用磚砌石嵌。經(jīng)共同努力，不到一年時間，就將鐘樓修復完畢，堅如鐵鑄石磐。碑文如實記載了修復鐘樓的功德，并將所有有功人員名單刻于碑陰。由于這次維修工程做得非常扎實，使涼州古鐘樓巍然屹立至今，不禁使人感慨萬千！

　　大云寺古鐘，高226厘米，口徑115厘米，厚12厘米，重約6噸，懸掛于武威大云寺鐘樓上。其鑄造時代傳說各異，或云前涼張?zhí)戾a時所鑄，或云為唐代遺物，而最晚者謂鑄于五代。

　　另外，形成于唐天寶元年（742）的《涼州御山瑞像因緣記》碑，記述了涼州瑞像寺（隋煬帝賜名感通寺）的建立及演變，有學者認為隋煬帝賜名的感通寺即為大云寺。

　　在大云寺古鐘樓上還高懸有多方匾額：“大棒喝”（清·曾國偀）“聲震蒲牢”（清·蘇璟）“慈海鯨音”（清·郭朝祚）“秀挹天山”（近人武湞）“古鐘樓”（近人李鐘美）“金奏高宣”（近人陳克堯）“聲震隴右”（今人王維德）“玉塞清聲”（今人徐萬夫），展現(xiàn)了各個時期的的不同的書法藝術水平。

　　作者簡介 王其英 涼州文化學者。1982年1月畢業(yè)于西北師范大學，長期從事教育和黨政工作，曾任涼州區(qū)政府辦主任等職務，兼任《武威市志》總編。編著出版《武威金石錄》《西部明珠涼州》《可愛的涼州》《涼州歷史文化散論》《歷代詠涼詩選析》《武威特色文化述要》《武威少數(shù)民族述要》（合著）等多部著作；參編、修訂、通稿地方志和地方文獻資料20多部，在報刊發(fā)表文章數(shù)十篇。榮獲甘肅省地方史志先進工作者、全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先進工作者。